文｜魏浊安（Giovanni Vitiello）
译｜王晴锋
事实上，在中文艳情小说的舞台上，男性风流浪子不是从一开始就扮演主角。
最早的一些小说，诸如《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等，它们都是以女风流者作为主角。第一位男性风流浪子的出现是在《金瓶梅》里，即它的主角西门庆，这个丑恶的暴发户有着一副英俊潇洒的儒士外表，他也假装自己是这样的人；他贪得无厌、荒淫无度，既是懦夫，又是狡黠的操控者，他的妻妾、朋友都是些幼稚无知的玩偶。在性行为方面，西门庆主要扮演着插入者的角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对象是女性，偶尔也会是少年。至於後者，西门庆之所以接受同性恋情感，这与他想要提升自己在精英阶层中的地位以及投合精英阶层的审美与文化标准直接相关。
他最惹人注意的初次尝试同性恋行为是玩狎书僮，这件事情发生在独特的故事节点上，此时他父权制的、甚至官僚政治的雄心开始产生欲想的结果。故事里出现同性恋叙述正好是在蔡状元到来之前，在他造访时，西门庆让小唱陪伴他，以供消遣娱乐，这是对同性社交关系和男同性恋关系的颂扬。监於这段情节在小说叙述中的特殊位置，促使我们将与少年发生性关系解读为精英品位的体现，它成为西门庆在社会竞技场上新获得的荣誉之标志。
西门庆拥有一官半职和一个儿子，更别提家里还有如此多令人羡慕的美女以及兴旺的生意，因此，他的权势与日俱增。对处於如此地位的西门庆而言，在酷热书房里的午休时光，消遣一下小男生显得再合适不过（县官赠送给他这样精美的「礼物」，绝非出於偶然）；诚然，这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公共展示。这确实有效──蔡状元完全被书僮和雇来的小唱们吟唱的「南腔曲调」所倾倒。
我们也可以这麽说，这些事件见证了西门庆在公共性的「外部」竞争舞台上的崛起；此时，用来体现他不断上升的阳的最好方式是与少年发生性关系，以及同性恋的易装审美。
因此，偶尔与少年发生性插入行为恰恰巩固而不是削弱了西门庆的男性气质，另一方面，这是以他在性行为中不被插入为前提的。在後来的艳情文学里，这种风流浪子的模式被普遍效仿。
在《浪史》和《绣榻野史》等晚明小说里，它们的主角在女人和男朋友之间很持平。若要研究小说里风流浪子这一角色的历史演变过程，《绣榻野史》尤为重要。这部小说里的人物东门生是性能力超强、总是蓄势待发的西门庆的反面，他深受性无能的折磨，只好允许他的男朋友与自己的妻子睡觉，经常心甘情愿地戴绿帽子，并成为窥淫狂。虽然叙述者说，东门生性无能的原因是年少时纵慾过度（包括自慰和同性性行为）导致的恶果，但是更为纯粹的修辞性视角可以解释这位身体有缺陷的风流浪子。风流浪子的这种限度要求扩大性资源，因此，在敏锐而自然的艳情文学的逻辑里，它们也会引入新的叙述发展。
当被招来做风流者妻子的情人时，风流浪子的男朋友也进一步体现了他的价值。透过在探索慾望与性实践（尤其是窥淫癖）的过程中打开新的视域，小说使性态的呈现变得更为复杂和丰富；有关爱慾的情节变得更加厚重，而在叙述上变得更加简明，因为已经介绍过风流浪子的男朋友。（确实，叙述者先向我们介绍了两个男人的风流韵事。）少年同时成为上流社会家庭的男人及其女人的恋人，此类主题是普遍流行的艳情文学的修辞，对於晚明小说《欢喜冤家》里的故事而言，这一点极为重要，帝国晚期的爱慾小说纷纷效仿这种模式，绝不仅仅是出於巧合。
在这个关於放荡者的故事里，俊美的男侍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计画，它使两位沉溺於肉慾享受的儒士（其中一位是他的主人）能够与彼此的妻妾睡觉（也包括这位男侍本人，他是这场交易中自愿的一方）。但是，这种愉悦的叙事有其阴暗面；这一男性梦想的对立面是惧怕被戴上绿帽子。在该故事里，少年是主人寻欢作乐的巧妙协调者，在有些情况下，他还是偷偷摸摸的诱惑者，勾引恩客的女人。例如，《痴婆子传》的主角阿娜正是与父亲的男友发生了初次性体验。这个问题必定在小说之外的世界产生了影响。因此，在诸如「功过格」之类的道德说教的作品里，它们的告诫就涉及仕绅家庭抚养与庇护妩媚的男侍，从不忘提醒这种癖好可能引发通奸的危险，即男人的龙阳会转变成侵犯性的奸夫。
西门庆展现了「双性恋，但在性行为中不被插入」这一风流浪子模式，它既被用於前文提及的晚明作品，也同样出现在清初小说，如《肉蒲团》，尽管它更强调这样的观念，即与少年发生性关系是暂时的替代品，而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更令人满足。
因此，在小说里，一旦风流浪子做了奇异的阴茎增大术（它长在人身上显得不那麽灵巧），便马上打发走一直陪伴他的两位男侍，而且就在他开始狩猎女人之前。在所有这些叙事里，与少年发生性行为不会损害风流浪子的男性气质，只要他在性行为中扮演插入者的角色，并且少年的年龄恰到好处，即未冠，根据监赏男色的金科玉律，这样的少年具有女性化的美。
如前文所述，苏成捷关於清代鸡奸法案的着作揭示了一种污名，它与肛交中被插入的一方联系在一起，在明代刑法典第一次公布反对（强制性）鸡奸的子法规时，这很可能就已经流行。更具体地说，耻辱是针对自由的良民被鸡奸玷污而言的，这个问题在《金瓶梅》里已出现，例如，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堕落到了极点，他先是成为道长的情人，後来又成为乞丐的情人。另一方面，这种污名不适於戏子或仆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性行为中被插入符合他们已经低贱和被污名化的身分。因此，在同性恋关系里，被插入的「良民」构成了规范性男性气质的例外。
在明代的小说中，唯一挑战这种逻辑的是《弁而钗》里的中篇小说，它将被插入的良民少年的地位问题化。在该小说里，有为了爱情而甘愿被插入的情节，这实际上间接证明了被插入带来的社会污名。在《弁而钗》里，侵犯者出於情感而为他的侵犯行为承担全部责任，透过拥护同一个情感伦理体系，被插入的少年则使他的社会地位合法化。
但在清代初期至中期──其时间范围大致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中期──出版的一系列艳情小说里，风流浪子及其男性气质的呈现似乎经历了多重转型。透过仔细考察风流浪子性叙述里的同性爱慾倾向，尤其是有关他最好朋友的情节，可以表明确立和调整关於他的性态和男性气质的边界，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明显出现改变边界的情况。
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的艳情小说存在效仿甚至相互抄袭的现象，这可能削弱我的观点，即认为某种既定叙述的重复出现是话语转型的重要标志。但是，这种效仿或抄袭也使我们更容易地辨识出叙述性的细微差异以及分歧，而它们可能涉及意识形态的转变。再者，在抄袭的过程中，某种既定的叙述或想像增强了它的适应力，这本身是它能对帝国晚期读者的想像力造成影响之明证。
从整体而言，这些小说好像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它们描述了一位出身於富裕家庭的英俊青年的生涯，他追求一种双重的事业：官场仕途和感官享乐，其目标是建立理想的一夫多妻式家庭。透过接踵而至的好运，他实现了这些目标──客栈老板放任地喝醉，这样少年可以与他妻子睡觉；丈夫是流动的商贩或酷爱男风，这样他的女人沦为我们主角的猎物，诸如此类。由於女人主动想要得到他，梦想着成为他的情妇，这更是助长了他的感官享乐。因此，他推开闺房半掩着的门，还经常服用春药，使自己表现得更令人着迷；总之，没有人能够抗拒他。因而，他成功聚集了一群非凡卓越的配偶，数量是西门庆的两倍之多，却没有惹来任何麻烦。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这位新式风流浪子违犯各种规则与禁忌，而且他不道德的享乐行为被数次曝光，但都没有使他遭到任何谴责，或导致法律制裁。由於与达官显贵、地方法官之间的同性恋共谋关系，後者被他的魅力与博学所倾倒，每当他有危险时便受到保护，因而，他总是能够侥幸地逃脱惩罚。在接二连三的风流韵事之间，他还在科举考试中同样获得了成功，经常成为状元，有时甚至官至兵部尚书！
因此，风流浪子是一位享尽各种特权的达人，透过运用这些特权，甚至不惜违反法律，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他想方设法同时实现肉慾和当官的梦想，也就是说，鱼与熊掌兼得。从《绣榻野史》到《肉蒲团》的很多艳情小说，尽管它们自觉地尊重历史悠久的文学传统，而且不乏某种讽刺意味，但都是以风流浪子最终转变为禁慾者作为结局。
然而，在本章详细探讨的小说里，风流浪子经常处於纵慾放荡之中，而不是像更传统的早期叙述里那样（可能先阉割自己，如《肉蒲团》的主角），在修身养性和赎罪的道路上踽踽独行。换言之，这些小说的风流浪子往往呈现出这样形象，他绝不会遭受任何挫折，无须付出任何代价，便可拥有梦寐以求的一切。於是，我们进入到一个纯粹艳情乌托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和死亡。
但是，此类情节也会出现不同形式的变体，我们这里特别关注一种次叙事的转变，因为它挑战了成人男性的性活动与女性和少年的被动性之间作出的明确区分，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探讨的风流浪子的角色特徵，同时也阐明了风流浪子的同性社交与异性恋忠贞之间的竞争。简而言之，在第一类清初小说里，风流浪子具有这样的能力，即他的违犯行为不会遭致任何後果，包括在性行为中被插入而不会令男性气质受贬损；它也不会产生连带污名，从而对他彻底的自我实现造成负担。在纵慾生涯的某个时刻，此类新式风流浪子会发现地位低贱的少年，享受由他们带来的快感（有时甚至认为它比女人产生的快感还要强烈），这正符合由其文学先辈西门庆树立的关於男性气质之性标准的典范，但这里它不是主要关注的问题。
在第一类小说里，新的是一种次叙述，它大致是这样的：喜好感官享乐的儒士见到貌美的女子，她通常坐在窗户旁──就像《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明显未得到满足，渴望着能有消遣的事物。她被嫁给某位男子，但可悲的是，这个男子舍弃她的闺房，转而追求少年。於是，我们的风流浪子将目光落到她身上，然而不知道的是，她的丈夫也将目光落在了他身上。
两人相互结识之後，这位男子邀请他去家里共进晚餐，趁他醉倒之际与他发生性关系。料想到第二天清晨他会大发雷霆，因此，男子将与他沆瀣一气的妻子交付於风流浪子，以此作为回报。年轻的风流浪子不仅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笔交易，而且这还出乎意料地成为两个男人建立坚实联盟的基础，它实际上将整部小说的情节串联起来。如後来的情节发展所表明的，正是这位新的朋友──我们知道他心胸坦荡，具有侠的性格──将拯救我们的风流儒士，或者在危难之际被他拯救。
这两个男人最终订立契约，它往往发生於这样的时刻，即当酷爱男风的男人在长期出远门之前，将美丽的妻子作为礼物赠送给他的朋友。很久之後，他将再次出现，此时的风流浪子已经加官进爵，身边聚集了一大堆绝艳佳偶，而那位曾经酷好男色的男子则将他以及他的女人们带到宛若天堂的隐蔽之地，他在那里获得更加完满的福佑，即使不是永恒的。
因此，风流浪子成功地将人间天堂变成了现实，既不会有对他的惩罚，也无须赎罪，来自尘世的判决也不再必要。他的生活是一种完满的梦想，没有任何事物会阻碍他满足慾望，他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所有深闺、插入作为良民的女子，而不会因此惹祸上身；他也可以既被插入，同时又成为帝国的状元。显然在这些叙述里，与插入有关的污名即使不是令人愕然地被忽略，也会被调侃地轻描淡写。或者我们可以说，风流浪子的男性气质被不同的边界所定义，它被扩展到这样的程度，只要对象合适，他可以在性行为中被插入，而不会难以挽回地损害其男性气质的凭证。
在第二类小说里，风流浪子的朋友不再与他寻求亲密的性关系，但仍然为他提供自己的妻子，而後者不曾引诱过他，此时原来的叙述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的角色恢复到更为古典的侠的角色，它涉及交换女人以巩固男性社交联盟。
现在强调的是，侠客朋友使作为主角的风流浪子在超越世俗愉悦中发挥的作用。在这种新的叙述里，当风流浪子在侠客朋友以及其他志趣相投者的陪伴下开始远游生活时，他一夫多妻的福祉最後将被取消。这种模式将男性的同性社交视为优越於异性恋婚姻的情感方式，事实上超越了它。这些小说的结尾──风流浪子选择放弃闺房里成群的妻妾而与朋友相聚──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叙述的互文性变体，性慾最终被超越，并得到昇华。
在从感官享乐的幻觉中拯救出来的目的论叙述里，超越、修养和男性友道共同反对肉慾、放纵和异性恋。风流浪子最後的行为，通常是神秘地信奉佛、道的贞洁观，但在第二类小说里，它被转化为加入崇高的男性社交联盟，从而超越世俗的男欢女爱。最後，第三类小说彻底抹除了关於风流浪子的朋友的叙述，主角（风流浪子）甚至表现出厌恶同性恋，它成为奴仆与流氓才干的事情。
因此，在明清时期的艳情小说里，关於「异性恋」风流浪子的叙述始终贯穿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同性恋倾向。然而，它的进程与型态却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对一系列艳情小说进行仔细研究，正是为了表明，关於风流浪子的同性恋经验的叙述如何经历了实质性的重写，并思考这些小说的变化和这一时期发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转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本文为《风流浪子的男友：晚明到清末的同性恋与男性气质》部分书摘）
书籍资讯
书名：《风流浪子的男友：晚明到清末的同性恋与男性气质》 The Libertine’s Friend: Homo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作者：魏浊安（Giovanni Vitiello）
出版：时报出版
日期：2022
[TAAZE] [博客来]